当科技与反腐相遇：网络举报成便捷渠道

　　五一假期期间，河北省衡水市纪委监察局发起“‘四风’现象随手拍”活动，邀请公众用手机、相机随手拍摄身边“四风”现象，通过网站、微信等载体向市纪委举报。还有手机APP，秦皇岛已有2万多名手机用户下载使用该软件，纪检部门已收到300多件涉及“四风”问题的投诉举报，办结200余件，30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另外，不少政府官微不断更新与完善，也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映问题的便捷渠道。

　　可见科技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手段，在我国地方的反腐工作中已经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在问责制与一些行政程序仍待完善与透明化的条件下，反腐工作正乘着科技的东风不断迈进。

　　科技手段反腐立竿见影，它是我们这个特定时期的一种产物。但是，反腐的目的并不完全只是打掉一些“老虎”与“苍蝇”，必要的“破”是为了更好的“立”，这就是制度完善。未来制度反腐才是终点，具有刚性的制度才能在日常更好地起到约束作用。

　　在“立”的过程中，科技还可以有更大的力量。不应该将其理解为狭义的通过网络举报一些腐败行为或是官员的不当行为。科技手段可以被更广泛地应用到行政效率评估中。其实，不少与民众较为密切的事务性的职能部门，完全可以参照企业的运作来提高其行政效率，正如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的著作《改革政府》所指出的，政府不应当成为一个庞大的低效率机构，政府完全可以更新思维，通过借鉴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实现政府改革。这本书在上世纪末的影响很大，当时主要指的是参考企业的那些先进的管理制度，现时，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思维的更新，扩展到对科技的积极应用。一些地方开始采用高科技的刷脸门禁制度，一些办事大厅也建立了电子化的服务评价制度。

　　技术在不断渗入人们的各个方面，而政府善用这些方式，不仅利于反腐，也通过科技手段完善了相关制度。更重要的，这种善用科技的做法，还拉近了政府部门与群众的距离。这是一种创新的官民互动，本质依然是群众路线，只不过在新的时代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